外媒:美军驻伊拉克基地遭到袭击 被多枚火箭弹击中

  1月8日电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伊拉克西部的伊拉克-美国联合空军基地埃拉沙德(Al Asad)遭到火箭弹袭击。另据法新社援引安全部门消息,有美军驻扎的伊拉克基地遭到9枚火箭弹击中。

  当地时间1月3日凌晨,美军无人机对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在内的多人死亡。美国国防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实施此次袭击任务,伊朗方面警告,将向美国“严厉报复”,美伊紧张关系骤然升级。

【编辑:卞磊】

单身且年满30岁可在广州申请共有产权住房

  广州1月8日电 (记者 许青青)单身在广州也能申请共有产权房了!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7日公布的《广州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提出,单身人士年满30周岁即可在广州申购共有产权住房。且购买共有产权住房享有与购买商品住房同等公共服务权益,具体包括教育、医疗、户政、养老等。

资料图:房地产楼盘。<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chinanews.com/'>中新社</a>记者 张斌 摄” src=”https://imagefruity.com/wp-content/uploads/2020/01/aa15c5cc64474c11a9d1e83764addd1f.jpg” title=”资料图:房地产楼盘。<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chinanews.com/'>中新社</a>记者 张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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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房地产楼盘。 记者 张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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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据介绍,2012年以来,根据广东省相关政策,广州市将廉租房、公租房合并管理、并轨运行,除已批准立项的项目外暂停新建经适房,形成了较为单一的以公租房为主的住房保障方式。</p>
<p>  广州共有产权住房纳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由政府投资或提供政策优惠,按照有关标准筹集建设,以部分产权设定销售价格。主要面向不符合公租房租赁条件、但收入尚不够高的“夹心层”市民,尤其是新就业、青年“刚需”群体。</p>
<p>  据介绍,广州市共有产权住房实行政府与承购人按份共有,其中购房人产权份额不低于50%。面积以60~80平方米两居室或小三居室成套住宅为主,一般不超过90平方米。售价一般为市场价的50%~85%。产权满2年可转让所持产权份额。</p>
<p>  在申购资格上,《办法》明确:单身人士须年满30周岁,已婚人士申购不受年龄限制。具有广州市城镇户籍满10年,有本科学士以上学历学位不受户籍限制。申购家庭下无本市住宅、商铺、写字楼。</p>
<p>  此外,为了加强自住功用、防止投资投机,该以共有协议方式对共有产权住房使用、退出、继承、维修、监管进行约定。明确共有产权住房产权流转实行封闭运行(承购人不能购买政府产权份额取得完全产权、不能转化为商品住房),不得将房屋出租或出借给除本人或配偶的直系亲属之外的他人使用。(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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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钰涵】

珠峰攀登者忆攀登经历:8000米时氧气面罩突然坏了

  冰点特稿第1168期

  大于8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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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5日,王学峰从北京出发,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他选择了一趟中途要经停两次的航班,为的是每人能免费托运40公斤行李。

  他的行李一共有3件,彩色的登山包结实地摞在手推车上,免费的行李额“一公斤都没浪费”。他将在半个月后抵达珠穆朗玛峰南坡大本营。

  海拔8844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位于中国西藏境内,南坡位于尼泊尔昆布地区,无论从南坡攀登还是北坡攀登,最终都将到达同一个顶峰。

  王学峰选择了跟随尼泊尔一家公司攀登,虽然这家公司刚成立不久,但是老板有过不携带氧气瓶攀登8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为该公司拍摄视频而免去部分登山费用。

  但直到出发前两个月,他还没能凑够一半费用。有赞助商为他提供了攀登需要的全部装备,总值近5万元,“光一套连体羽绒服就9999元,高山靴也要1万元”。

  与队伍会合后,王学峰发现,这支由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希腊、加拿大共12名队员组成的国际队并不像传说中的“都是富佬”。他们“只是衣食无忧,能有这笔登珠峰的钱”。

  同行的印度小哥是在印度卖房子的,这是他第二次来珠峰,第一次登到了距峰顶只有几百米的地方。这次,他在出发前一个月才把钱交上。

  比王学峰早一年登顶珠峰的李伟也选择了从南坡攀登。他的理由很简单——比北坡攀登便宜近10万元,对攀登经验没有要求。在珠峰北坡,唯一一家登山公司把价格定在45万元,同时要求登山者有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顶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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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加德满都出发,只有两列座椅的小飞机降落在海拔2845米的小村卢卡拉。

  通常情况下,登山用的绝大多数物品由牦牛或直升机送抵大本营,队员们只背常用物品,穿越分散在喜马拉雅山脉周围的夏尔巴村庄。

  珠峰南坡线路上通常设立4处营地,海拔5980米的C1营地,海拔6400米左右的C2营地,C3、C4营地分别“悬挂”在海拔7300米、海拔8000米的峭壁上。夏尔巴人在营地之间往返,运送食物、燃料和氧气瓶,保证8000米附近的C4营地有充足的必需品。

  山上的“路”由“冰川医生”夏尔巴人建设和维护,他们将绳端用冰锥固定进千年岩冰,连接起破碎凌乱的昆布冰川,让登山的人能够通过珠峰南坡攀登线路中这段最危险的路线。

  “以前山上的雪会有5英尺厚(1.5米),但现在几乎只有1英尺(0.3米)厚了。我不确定是为什么,有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攀登珠峰。”已经退休的“冰川医生”昂·卡米·夏尔巴曾对媒体说。

  从卢卡拉到海拔5346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队员们要走上7-10天。登上山峰前的一个半月,这里将是他们的家。

  上千顶彩色帐篷点缀在昆布冰川下方的峡谷凹地,地面都是乱石。各个登山公司早在一个多月前进山划定地盘,支起印着不同logo的高山帐篷。

  这里有四川厨子做的地道川菜,也有从德国运来的啤酒。公共帐篷空间足够大,队员们在这里用餐、打牌、泡脚、敷面膜等。他们的排泄物会被挑夫集中背下山。

  大本营并不远离死神。2015年雪崩曾将大本营淹没。尼泊尔发生的8.1级地震导致普莫里峰雪崩,至少19人在此遇难。

  29岁的何玉龙随另一支15人国际登山队抵达珠峰南坡脚下,在其他人“喘得都难受”时,他绕着帐篷跑步,还在一个30米的坡上练习冲刺跑。

  李伟在这里患上了咳嗽,这差点拦住他登顶的脚步。

  大家都在适应海拔,也有有钱人坐直升机飞到加德满都休整,等待好天气“窗口期”的来临。

  3

  珠峰北坡大本营,北京大学珠峰登山队的队员们已开始了适应性训练。唯一的女队员魏伟将“散落”在珠峰上的营地称之为“家”。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顶。与南坡设置不同,珠峰北坡大本营设立在海拔5200米处。

  在8844米的漫长路程中,他们要经过海拔5800米的过渡营地、6500米前进营地、7028米的一号营地、7790米的二号营地和8300米的突击营地。

  大本营里,年轻人偶尔看书看剧弹吉他。“其实挺难受的,因为有高原反应,早晚特别冷,中午又闷热,没那么有意思。”队员夏凡坦言,咳嗽、鼻子出血等都被视为“小毛病”,关注和管理好自己的身体是他们每天要做的事。

  由于高原反应,魏伟头疼得三晚没有睡着。她抱着帐篷里的太阳能电池板,数上面的小格子。“至今都记得有108个格子,就是睡不着。”

  “珠峰真的是一座大山。”魏伟说,“北京的香山两小时我们能跑完一趟,海拔6000米的山峰当天冲顶就能完成下撤。但是在珠峰,从大本营出发,冲顶花了一周时间。”

  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山鹰社想以登顶珠峰的仪式为母校庆生。他们为此准备了3年,并争取到了来自学校和校友的经费支持。

  从2016年开始,由北大山鹰社队员、北大教师和校友组成的珠峰登山队开始进行系统训练。这包括每周至少一次进山拉练,他们去的最多的是北京的阳台山,每次负重爬3个来回。北大王克桢楼,地下二层到第二十层,队员们每次训练需负重20公斤,4小时内往返42趟,三年累计爬升高度相当于10座珠穆朗玛峰。夜里11点出发,徒步一整天,在东灵山绕一个50公里的环线。队员庄方东的运动手表记录下3年训练期间消耗额热量,26万千卡。“这相当于大约450斤米饭的热量。”

  “最开始是累,到后来就麻木了,因为你的目标在那里。”队员夏凡坦言,队伍的状态在2017年夏天达到最佳,10月份他们登上了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在珠峰大本营,他们自信属于“比较强壮的,也是有经验的”。

  5月14日凌晨,队员背着氧气瓶,向顶峰前进。在这支队伍中,海拔7000米以下,睡觉和训练都不配给氧气。如果成功,他们将是登顶珠峰历史上平均年龄最小的团队。

  整个队伍经过第一个困难点——北坳冰壁,随后山路虽然陡峭,但队员仍能“像走路那样爬”。

  在一名队员的印象中,整个爬山的过程无聊又单调,“就是没完没了地走”。他会想一些平时想不通或是当时做得不太好的事。“我想如果我爬山花得时间太久,老师让我延迟毕业,我该怎么给他解释、怎么逗他开心。”

  过了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山上飘起了雪,与之相伴的还有强劲的山风,行进道路能见度非常低。雪打到身上,衣服上很快披上一层厚厚的冰壳,雪镜上形成了一层抹不掉的冰沙。

  魏伟卸掉雪镜往前走,很快感觉上下睫毛被冻在了一起。为了睁开眼睛,她拔掉睫毛上的雪,事后才发现,睫毛少了一半。

  大家的视线里只有头灯打出来的一束光、路绳和自己前面藏族协作的脚印。

  海拔8680米至8720米,近乎垂直的4米高的岩壁被称为“第二台阶”,队员踩着铝合金梯子向上攀登。那些路绳“最老的可能在山上待几十年了”。

  再往上的路段更难走,“暴露感非常强”。攀登者要贴在崖壁上完成横切,夏凡感到恐惧。最险峻的一段崖壁几乎呈90度,队员落脚处的岩石不足半块砖的面积。从双脚间的缝隙望下去,海拔6000多米的那些冰川铺在下面。

  “一边是陡峭的山脊,一边是万丈深渊。你从这个地方掉下去,可能得三四天才能落地。”攀登前,有队友打趣道。

  事实上,攀登者不会落到山脚。几乎每个登珠峰的人都见过被风雪掩埋的遇难者遗体。

  一名队员在崖壁上横切时踩空,因为拴在路绳上,只向下坠了几米。在滑落的地方,旁边是一个遇难者的遗体,他能看到遇难者的手套,“他好像背靠着山坡,面对着山下坐着”。

  登山的人看到遗体,感觉更多的是瞬间的敬畏,他们将其视作山的一部分。很快,他们继续专注到自己的路绳和身体上。

  “在山上很难有那种共情的力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想这件事,或者说是一种生理上导致的麻木,我们只能走好每一步。”夏凡说。

  4

  南坡上,掐算着大窗口期的队伍出发前,会在大本营举行煨桑仪式。大家坐在煨桑台前,焚烧松柏枝,诵经祈福,请求山神能够接受他们的攀登。随后,即将出发的人互相搭着肩跳起了舞蹈。

  南坡攀登的第一个危险地段是海拔5300米到6100米之间的昆布冰川,超过四分之一的遇难者在这里葬身。

  人们踩着“冰川医生”搭的铝梯,通过深不见底的冰裂缝,巨大的冰塔悬在头顶上方。从这里上山的路段几乎每天都经历被毁,紧接着被“冰川医生”整修。2014年,昆布冰川发生冰崩,至少15名夏尔巴人在这里遇难,这也是珠峰南麓登山史上重大山难之一。

  从深夜1点开始,登山队陆续出发。黑夜里的冰川状态最为稳定。而到了白天,在太阳的照射下,冰层随时都会断离、崩塌。

  王学峰记得成功登顶返回大本营时,一名队员在冰裂缝前害怕地哭了起来,不管旁人怎么劝都不肯把脚迈上铝梯。

  “两侧浮冰大的有几层楼高,随便一块砸下来,大家肯定就没命了。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这里。”何玉龙说。大部分时候,他们通过这里需要4-5个小时。

  过了昆布冰川,队伍进入西冰斗——一段“很长很缓的大雪坡”。这是最不危险的地带。完成这一段,他们将在海拔6400米的营地休整。

  何玉龙在这里的营地见到了雪崩,“雪崩过后,你的视野里全是白色的泡沫。即便是小雪崩,声音还是很大。”

  按攀登计划,他们将要攀登洛子冰壁,再通过冰岩混合的路线,到达海拔7900米的珠峰南坳,最后沿东南山脊登顶。这些不会在一天内完成,从大本营出发到登顶,需要一周左右。

  过了海拔7000米,何玉龙穿着“不影响攀登的最厚的衣服”行进,还觉得冷。他需要走五六步就停下来,喘几口气,他有意识地活动着手指和脚趾,以免冻伤。

  接着,他们要上海拔7300米的洛子冰壁,要靠冰爪和绳子往上爬。

  没有铝梯的七八米冰壁上,何玉龙看到有队员“拿膝盖跪到坑洼的地方”,费劲地向上爬。在他看来,那是最错误的动作。后来他知道,那名“连基础的技术要领都没掌握”的队员已经爬过两三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

  海拔8790米的希拉里台阶上,穿着醒目颜色羽绒服的人排起了长队,一面是万丈悬崖,一面是一个冰岩石结合的断面,断面之外又是悬崖。

  何玉龙已经站了40分钟。实在冻得不行了,他拍了拍前面印度姑娘的肩膀说,“继续向前走。”印度姑娘扭头问他,“告诉我,我该怎么走。”

  他一手扶着冰壁,一手操作着主锁,借着冰爪踢向冰壁的力迅速完成“超车”。这个动作极其危险,但他不想在寒风凛冽中继续等待,消耗着氧气和体能。

  王学峰认为,能像何玉龙这样“超车”的人不足3%,当季381名登山的人里不超过10个人能做到。

  “菜鸟遇菜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不管上山还是下山,两个人卡那儿,后边耽误的是一队人。”何玉龙说。

  事后,有人形容那一段的拥堵:好像珠峰有了一条巨长的拉链。

  5

  南坡的王学峰和队友在一个月圆之夜冲顶,比别的公司提前了两天。

  判断什么时候冲项是个技术活。一家第一年做珠峰生意的攀登公司提前冲顶。山上的部分路段还没有修好,加上天气恶劣,海拔8000米的C4营地氧气瓶储备不够,这支队伍一度离死亡线很近。他们通过对讲机向各公司呼救,“谁有氧气!”最后,一家较大规模的公司帮他们解了围。

  从南北坡完成4次登顶珠峰的王静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卫星技术只能预测风雪的到来,但在具体的时间和规模上都会有误差。“大窗口各队都能抓住,但是对小窗口的捕捉各不相同。所以,能否根据卫星技术及山里具体气候作出最后的准确判断,是测试登山领队水平的一块试金石。”

  海拔8000米,王学峰感觉到了“非常凶猛,声音很狂躁”的风,他冻得鼻涕流不停。“8000米之后很容易接近死亡。”

  他和队友看到了遇难者遗体。看起来,那只是一个在休息的人,可“活着的人怎么会露一截肚皮在外面”。

  他们后来听夏尔巴人向导说,那是一位无氧攀登洛子峰的人的遗体,他已经登顶了,下山时可能死于高山病,也可能死于体力不支。

  登山过程中,王学峰一共看到了两具遗体,第二具被睡袋包裹着,露出一个手套和一只鞋子。

  进了帐篷,三个人哭了起来。王学峰对着镜头说:“我不知道明天自己的状态怎么样,我可能不会登顶,但我一定会平安地回来。”

  6

  李伟的队伍在晚上8点出发。他的咳嗽持续了近两个月,尽管中途飞到加德满都输了一周液,回到大本营时又不好了,肺像拉风箱一样。

  在从事户外教育的近20年里,他对自己的体能和登山技术都很自信,但这次攀登中,他依然经历了许多“生不如死”的时刻。氧气面罩里都是冰碴子,他脑海里浮现着孩子的脸,一直在给他加油。每前进一步,他就得停下来休息十几秒。

  路上,他们偶尔能看到下撤的人,那些得了高山肺水肿或脑水肿的队员被防潮垫裹着、绳子捆好,由几名夏尔巴人拖拽着下山。

  海拔8300米左右,李伟的一只眼睛突然看不见了。他开始想放弃,甚至想过会不会死掉。“再坚持一下。”他给自己鼓劲儿。

  第二天凌晨5点,队伍到达海拔8500米处一块被称作“阳台”的特殊悬崖。攀登者在这里更换氧气瓶,就着热水吞下冻上的能量胶。“太阳出来了,我眼睛又能看到了。”李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那个时候有一种空灵的感觉,走好每一步就好了,其他外面的世界跟我都没关系,那个时候你真的没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只能关心自己。”

  王学峰到现在都不知道冲顶当天,自己的氧气面罩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吸不进氧气,怎样吸都感觉吸不进。”夏尔巴协作帮他更换新的氧气瓶,也没有任何作用。他摘掉氧气面罩,开始呼吸海拔8000米的空气。但很快,缺氧让他有了更强烈的窒息感,“胸闷,喘不上气来”。

  随后的攀登路上,他在摘面罩和戴面罩中循环,这耗掉了他很多体力。打头阵的他慢了下来,直到其余队友全部超过他。

  他弓着背往上爬,大口喘气,“抬头都费力气”“太累了,好大的风啊”,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撑到8500米时,他终于向自己的夏尔巴向导说,“我要下撤”。

  这名夏尔巴人不停地鼓励他:“坚持一下,你可以的!”

  不久后,他看到了珠峰顶,但糟糕的身体状态仍没有好转,他再次向向导提出:“我要下撤,只有1瓶氧气,够我上去,也不够我下去了。”

  距山顶不到300米时,夏尔巴向导把自己的氧气装备换给了他,示意他继续攀登,此前他一直拒绝了王学峰提出交换装备的请求。

  王学峰看到他不停地敲击着氧气面罩,隐约也担心这个第一次攀登珠峰的年轻夏尔巴人会不会冒的风险太大了。前一年的登顶人数、夏尔巴人向导的成功经验,都是登山探险公司招揽客户时的竞争力。

  喜马拉雅山脉上,氧气面罩出现问题远不止王学峰一个人。何玉龙的夏尔巴人向导在海拔8700米时氧气面罩也突然坏掉。

  “我当时就蒙了,如果他下撤,我也一定要下撤,可是我离山顶这么近了,下撤还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即便自己身体状态良好,他也不能接受自己独自面对剩下近200米未知的风险。

  7

  在南坡和北坡攀登的4支队伍都没有签“生死协议”。

  出发前,登山公司为每名队员买了保险。也有队员主动写下了遗嘱。

  “体能、技术、装备等都跟死亡率相关,我已经尽全力准备了。如果真的遭遇雪崩或者地震,那也就认了。”李伟尊重那些留在山上的人,但他从出发时就告诫自己,“登顶并不是目的,登顶是为了更好地回家。”

  “珠峰不是最难的山峰,但本身的海拔就是第一杀手。很容易让人丧失判断力和正常人的思维。”2013年登顶珠峰的张翔海曾说。

  2019年,珠峰南坡“堵车”成了热议的焦点。有媒体联系王学峰采访。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交通广播电台记者,与他电话联系。

  “他们就是想套我话,要我说出来‘堵车’造成死亡的事件那么严重,为什么如果有死亡危险还要去登山。”王学峰认为,堵车不能判断为直接死亡原因,“堵车造成直接死亡的可能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也可能隐瞒了病情。”

  “我说的恰恰是相反的,不是记者他们想要的一个答案。从我自身的登顶经历,看待这个事情,我可以给你一些正能量的积极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想要的负面的新闻。”

  何玉龙觉得自己可能就在“珠峰堵车”的那张照片里。这并不是他在8000米级雪山上经历的第一次拥堵。此前,他登顶海拔8163米的马纳斯鲁峰时也遇到了拥堵。人们排着队走上峰顶拍照留念,他在上面冻了两个小时。

  回到大本营,很多媒体也都找到他,希望他谈谈珠峰上的堵车和死亡。他总结了一份“通稿”——窗口期短、攀登者技术和体能不足。

  “现在新起来的一些探险队,可能为了商业,放低门槛,在攀登策略上更激进。”王静坦言。

  在何玉龙看来,很多稍微有点钱的人不练技术就想去爬珠峰,人为地增加了珠峰上的危险。“没爬过的人都认为登珠峰是一件简单的事,觉得只要有钱,夏尔巴人抬也能给你抬上去,但这是非常错误的。”

  8

  2018年5月15日早晨8点半,北大山鹰社登顶珠峰。

  珠峰顶没有夏凡想象得大,是一个三四平方米左右的斜坡平台。他们曾登顶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山顶“跟足球场那么大”,“登顶后还得到处走走找最高处”。

  队员们在顶峰录制了对母校祝福的视频。魏伟也在山顶接受了男朋友的求婚。持续3年的北大“珠峰攀登队”终于将这件事做成了。

  “登顶的时候大家不会有特别大的情绪波动,因为是一步步、一点点走上去的,所以那个激动并不是一瞬间、一下子从0到100。自己每走一步都更靠近山顶,情绪会更高涨一点,但那种情绪的高涨更多的是给你一种往下走的动力。”魏伟说,“登珠峰十万步,每一步都算数。”

  2019年5月20日,王学峰登顶后浑身在发抖。他没有看登顶时间,因为除了走路和呼吸,他不想做任何动作。他的单反和四五个备用相机拿出来就“挂”了——冻得无法开机。他没能按计划为队友拍摄登顶的画面和视频。他觉得自己像做错事的孩子,毕竟登山公司请他拍摄才免了大部分费用。

  他在下撤时遇见“像穿成串儿”的登山者,还同正在上山的何玉龙打了招呼。上山与下撤使用着同一根路绳,下撤的人解开自己的锁具向下扣,上山的人将腰间的上升器向上推。短暂的瞬间,互不认识的人都会拉拉手,互相拽住对方腰间的安全带以形成保护。这是王学峰在山上体会到的温暖的举动。

  在王静看来,登顶并不意味着成功,九成的遇难者是在下山过程中遇难的。

  从顶峰下来,李伟像醉酒一样,走不稳走不直,最后昏在帐篷门口,他不记得自己的高山靴、冰爪是谁帮忙脱下。迷迷糊糊中他感觉到有人喂他红糖姜茶水。一整夜,有人不时拿手指在他鼻孔上试,看是否还有气息。

  王学峰下撤到8000米的C4营地时,他想,“给我1000万我都不会再来了”。一晚的休息让他体能恢复了不少,下到海拔7000米,王学峰的心情和状态都不错,那时候他又想,“嘿,给我50万我就再来一趟”。

  何玉龙的队友Donald Lynn Cash没有这么幸运,下山时死在了海拔8750米的地方。54岁的美国人Don,是个酷酷的人,因为攀登雪山丢过三根手指,却一直没有放弃登山。

  消息是队长告诉他的。那时何玉龙刚刚下撤到C4营地。队长拉开帐篷,没有任何语言铺垫,“Don在下山时死了,死于心脏病。”

  “当时我完全控制不了,狂哭。我们55天在一起吃饭,聊天,他就这么死了。”半年之后,何玉龙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起这件事,又红了眼。

  他知道“每年珠峰大概都会死四五个人”,但那只是个冰冷的数字。他是民间公益救援机构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他们到事故发生地救援,在河边打捞尸体,他一直认为自己面对生死时会很释然。

  但在营地里,何玉龙觉得后怕。他问自己:我为什么登山?

  夏尔巴向导用一把安全锁把Don的遗体固定在路绳上,身着蓝色羽绒的Don像贴着崖壁站立一样,看着远方。

  “能把Don的遗体运下山吗?”何玉龙问。登山公司回复他,可以,要100万美元。空气稀薄,直升机无法飞到这里,需要组织四五位夏尔巴人上山到海拔8750米,这相当于又一次的攀登。而且窗口期即将结束,再上山面临的危险不可预估。

  不仅有的人永远地留在了海拔8000米的雪山里,还有废弃的氧气瓶和包装袋。这在海拔5000米至7000米的很少见。

  “大家的环保意识很强,这些应该不是故意扔在这里,而是根本没有能力带下来。”何玉龙观察到,有探险公司组织人上山捡垃圾,而且为了鼓励登山者保护环境,大本营门口有专门收垃圾的地方,按公斤称重后付钱。

  回到大本营,没有了出发时的热闹,显得寂静。2019年春季登山中,珠穆朗玛峰上共有11人遇难,9名发生在南坡。

  这次攀登中,何玉龙失去了1位队友,3名队友截肢,1名患上雪盲。有受伤的队友在6400米的营地坐直升机离开。

  9

  北大山鹰珠峰队安全回到珠峰大本营,人群已经在迎接他们。除了开心,夏凡隐约间有种盛宴将散的伤感。对他们来说,登珠峰更像是一个项目,从城市里的训练走到珠峰脚下。

  “真正的攀登者不会说‘征服山峰’,‘征服’这个词很刺眼,非常不适。”夏凡说。

  李伟终于从南坡登顶珠峰,准备“登顶感言”还没说,他就哭了出来。

  拍照后,他拒绝下撤,只想闭眼睡觉。夏尔巴协作警觉地拿了另外一条备用绳子,在李伟腰间的安全带上打了一个结,将他往下拖。

  有过类似经历的攀登者都明白,人在极度缺氧的条件下会反应迟钝,失去意识和判断能力。一旦坐下休息,他将面临缺氧、失温甚至死亡的风险。

  珠峰之行,李伟瘦了21斤,他觉得最美的景色不是珠峰顶,而是在珠峰旁6119米的罗布杰峰拉练时看到的,那时他还没咳嗽,天气很好,远远望去,被雪覆盖的洛子峰、马卡鲁峰、珠穆朗玛峰一字排开。

  站在这个蓝色星球的最高点,何玉龙第一次觉得“太神奇了,你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他说,拍的登顶照片能明显感觉到弧度,而他站的位置是这段圆弧的顶点。

  他们都活着下山了,在山下,很多人都引用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征服珠峰,只是珠峰让我们感受到了她温柔的一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陈海峰】

伊朗国家电视台:苏莱曼尼送葬队伍踩踏事故致32死190伤

  1月7日电 据外媒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7日,在伊朗东南部城市克尔曼,为苏莱曼尼送葬的队伍不幸发生踩踏事故,致至少32人死亡,约190人受伤。

    当地时间1月6日,成千上万的伊朗民众走上德黑兰街头,向被美军击杀的高级军官苏莱曼尼表示敬意,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苏莱曼尼的追悼仪式上为其祷告。图为参加追悼会的民众淹没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处广场。
    当地时间1月6日,成千上万的伊朗民众走上德黑兰街头,向被美军击杀的高级军官苏莱曼尼表示敬意,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苏莱曼尼的追悼仪式上为其祷告。

  据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修正了该踩踏事故的伤亡数字,死亡人数从之前的35人下调为32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90人,伤者已立即被送往医院。

  伊朗Press TV稍早前发布消息称,由于送葬人员过多,苏莱曼尼的葬礼已被推迟。

  法新社驻克尔曼记者称,克尔曼的街道上挤满了前来参加苏莱曼尼葬礼的人。6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上百万伊朗民众涌上街头,为苏莱曼尼送行。

【编辑:陈爽】

宁夏查处168起露天矿山无证或证照不全违规开采行为

  宁夏查处168起露天矿山无证或证照不全违规开采行为

  新华社银川1月8日电(记者靳赫、于瑶)2019年,宁夏对全区范围内所有露天矿山开展深度综合整治,累计打击不按开发利用方案开采行为28起,查处无证或证照不全违规开采行为168起。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介绍,2019年,宁夏以“停产整治、关闭取缔、优化重组、生态修复、督查验收”为主要手段,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共检查矿山企业单位和场所856家(次),完成贺兰山外围8家露天煤矿关闭退出。同时,宁夏还深入开展超层越界开采专项整治,2019年全区共完成232家非煤矿山实地核查测量,发现165家存在涉嫌超层越界开采行为,并进行了查处整治。

  为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2019年,宁夏还大幅提高了非煤矿山最低生产建设规模标准,如建筑石料矿最低生产建设规模标准从原来的每年10万吨(南部地区)、20万吨(中北部地区)提高到每年100万吨,水泥用灰岩矿最低生产建设规模标准从原来的每年50万吨(南部地区)、100万吨(中北部地区)分别提高到每年100万吨、150万吨,提升了全区非煤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编辑:白嘉懿】

买房产顺便“霸占”海滩 硅谷大亨被美加州政府告了

  1月7日电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美国加州官员于6日起诉硅谷亿万富翁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联合创始人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这位富翁为保护自己的海滩不被公用抗争了十多年,加州官员此举旨在结束加州最激烈、最引人注目的公众海滩之争。

  据报道,科斯拉一直试图控制圣马特奥郡(San Mateo County)马丁斯海滩的入口,这一举动已经成为加州的一件轰动事件,并引发了非营利组织和当地组织多年来的一系列诉讼,这些诉讼占据了美国全国的头条。

  现在,加州政府对此正在起诉。加州土地委员会和海岸委员会认为,如果没有法院的命令,科斯拉将“继续否认、损害和阻挠”公众使用马丁斯海滩的权利。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非常大,可能会为全州其他富有的海滨业主力争将海滩私有化打下基础。

  该诉讼是由州总检察长在圣马特奥郡高等法院提起的。新的诉讼要求法院考虑未经检验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海滩和封闭的道路在历史上一直被公众使用。

  据官员们表示,海岸委员会花了数年时间,从超过225人那里收集证据,包括书面记录、照片、个人日记和新闻文章,这些证据最早可追溯到1800年代。

  马丁斯海滩使用权的争夺可以追溯到2008年,当时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联合创始人科斯拉,以325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半月湾(Half Moon Bay)以南89英亩的房产。这处地产包括停车场和通往海滩的大门,科斯拉次年将大门关闭,拒绝公众进入海滩。

  据报道,这片海滩曾是冲浪爱好者扎堆的地方。就是否应当对外开放,科斯拉近年陷入一系列官司。科斯拉反过来又起诉了海岸委员会、州土地委员会和圣马特奥郡,理由是他认为这侵犯了他的财产权。

  2014年,加州法院判决科斯拉败诉。2017年8月,加州一家上诉法院支持了这一决定,命令科斯拉重新开放海滩。2018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受理科斯拉的上诉。但是两个月前,圣马特奥郡的一家上诉法院对另一起案件进行了反复调查,判决科斯拉胜诉。

  由当地一个名为“马丁斯海滩之友”的当地组织提起的法律论点集中在,前财产所有人是否已经授予使用海滩、道路和停车场的公共权利。

【编辑:卞磊】

新西兰北岛突发森林大火 过火面积现已超300公顷

  新西兰北岛突发森林大火

  新华社惠灵顿1月7日电(记者郭磊)据新西兰媒体7日报道,新西兰北岛东海岸霍克斯湾地区6日下午突发森林大火,过火面积现已超过300公顷并继续蔓延,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据报道,这场火灾最初发生在霍克斯湾城镇纳皮尔以北约20公里处。该地区有大面积山林,当时天干风急,风速高达每小时190多公里,大火迅速蔓延。

  新西兰政府投入了6架直升机、1架固定翼飞机和大量消防员灭火,但仍无法有效控制火情。霍克斯湾地区消防主管特雷弗·米切尔说,出于安全考虑,6日晚间撤回了所有消防人员。他认为,这场火灾或还将持续数日。

  澳大利亚山林大火造成的烟尘日前笼罩新西兰北岛北部大片地区。新西兰环保专家曾就此发出警告,新西兰森林大火潜在风险非常高。近年来,新西兰南岛克赖斯特彻奇和纳尔逊地区也曾发生严重森林火灾。

【编辑:黄钰涵】

日本北海道“缺雪” 致当地滑雪场延迟两周开业

  1月7日电 据日媒报道,7日,日本北海道室兰市的一家滑雪场终于迎来了开业。据悉,由于北海道地区持续降雪不足,这家滑雪场的开业时间硬是被迫推迟了两周。

  据报道,位于室兰市的这家滑雪场原定于2019年12月21日开业,可是受降雪不足影响被迫延期。在元旦过后,滑雪场将停车场等地的积雪堆积到其中一条雪道后,终于在2020年1月7日迎来了开业。

  据介绍,该滑雪场有3个雪道,虽然被填满的是其中最短的雪道,仅长450米,不过因为7日是个大晴天,来滑雪的人还是兴致勃勃。

  当地一名带着小孩来滑雪的男性表示,“虽然雪比较少,但等开业等了好久,今天能来和孩子们一起滑雪真的是完美!”

  这家滑雪场的一名负责人也表示总算是开业了,她说,“虽然之后(滑雪场)也要考虑降雪情况,但还是希望能持续营业下去!”

  北海道2019年各地降雪量少于往年,部分地区甚至还遭受了沙尘暴侵袭。由于冬天并非当地的沙尘暴季节,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冬天降雪不足所导致的。

【编辑:郭炘蔚】

银行卡贩卖黑产链条调查:农村青年、大学生被盯上

  “个人四件套,企业对公账户,长期稳定供应。”元旦后的第三天,银行卡贩子张辽(化名)开工了。1月4日下午,他在一个博彩行业的微信群里打出了这则广告。

  一位熟悉黑产的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张辽提及的“银行卡四件套”,即他人的银行卡、对应绑定的手机卡、身份证和U盾。银行卡四件套的主要买家为赌博网站的运营方和电信诈骗团伙。“这些银行卡四件套往往被他们(赌博网站运营方和电信诈骗团伙)用来制作收款接口和洗钱。”

  记者调查发现,银行卡四件套的贩卖黑产链条已十分“成熟”,多呈团队化运作。闲鱼、QQ、微信甚至抖音,多个平台中均暗藏银行卡贩卖信息。在暗网中,记者更看到了密集罗列的广告。有银行贩子透露,可能卖至数千元的银行卡套装成本只有500元。此外,处于运输环节的部分快递公司也存在内部监管漏洞。去年8月底,记者曾收到一位银行卡卖家快递过来的银行卡四件套。

  近年来,公安系统持续整治辖区内黑灰产犯罪。据新京报记者统计,2019年,有包括公安部及湖南、深圳、厦门等多省市在内的警方通报过贩卖银行卡和企业对公账户相关案件破获情况,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总计超过600人,缴获银行卡超万张。

  多平台藏银行卡买卖:一套800至上千元

  张辽并非唯一一个银行卡卖家。关于银行卡出售的广告,在张辽所在的这个499人的微信群中,每天都会弹出很多条。

  据群内另一名银行卡贩子凯里(微信昵称)发布的消息,他手中有大量“四大行”的银行卡出售。为了招揽顾客,凯里标注:“支持货到付款。”

  除银行卡外,凯里还涉及多项“业务”。在广告文末,凯里写道:“精准BC、QP,支持小额测试。”一位熟悉黑产的人士透露,黑产人员往往会用首字母来替代博彩、棋牌等关键词,躲避监管。“例如银行卡会被用‘YHK’来代替,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也能起到一个筛选顾客的作用。”

  一位熟悉黑产的人士介绍,银行卡四件套的主要买家为赌博网站的运营方和电信诈骗团伙。“这些银行卡四件套往往被他们用来制作收款接口和洗钱。”

  王娜(化名)曾经陷入网络赌博之中,面对满屏的催债短信时,其中一个细节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它(赌博网站)的收款账户经常变更,且均为私人账户。”她所不知道的是,赌博网站就是通过购买银行卡四件套用来制作收款接口和洗钱。她只知道,自己因为赌博欠下高额网贷,打算卖掉一套房。

  不止微信,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QQ、闲鱼等平台,均存在银行卡贩子为招揽顾客发布的广告信息。

  “卡商出售卡盾、四件套。”闲鱼用户张迪(化名)发布的消息称。去年8月下旬,记者为暗访曾按照其在闲鱼上留下的信息添加其微信。“800一套,绝对可靠。身份证均带有芯片,POS机可以刷,ATM机可以取。国内国外均可发货,四大行居多。”在微信中,张迪这样介绍。

  还有的贩子试图蹭上短视频时代的红利。一名银行卡贩子直接将“银行卡四件套”作为抖音昵称,通过性感女性视频来吸引顾客。在抖音留言区,记者发现多条诸如“多少钱一套?”“收卡吗?”的评论。在其签名处,留有一个供联系的QQ号,在该QQ用户的主页,新京报记者发现多张银行卡的照片。

  另一名银行卡贩子甚至直接将邮寄银行卡的途中录制的视频发布到抖音上。视频中,多个包裹其中的一个透明包装袋可以看到一张中国建设银行卡。包装袋旁边,散落着多张快递邮寄单,均为顺丰速运。视频下方留有其微信号。

  在暗网这个隐蔽在互联网深处的庞大市场中,包含身份证买卖的交易信息几乎随处可见。记者在暗网上的一家担保交易市场中,发现存在大量与证件买卖有关的信息。该市场的实体物品中一则交易帖显示,“银行卡四件套,欢迎老板前来长期合作”。

  据多则交易帖显示的价格,“四件套”价位由800元至1600元不等。为了凸显卖家“诚意”,交易帖中普遍包含多项售后规定。一则交易帖中的“关于售后”一栏显示,所售产品售后服务期为两个月,以客户签收(银行)卡开始。一个月内无条件质保,两个月内尽全力协助,超过两个月不做任何主观承诺。

  农村青年、大学生被盯上,

  号称开卡日赚600

  之前的一段时间,闲鱼上的银行卡贩子张迪(化名)称他的生意“很红火”。记者为调查尝试提出购买要求时,张迪查验了一下库存后表示:“今晚不够发了。我们一般手里就二三十套在这流动,最近半个月很奇怪,不够发。”

  一直以来,倒卖银行卡被明令禁止。《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不过,张迪仍在贩卖,这项黑产已逐渐演变为团队化运作。

  张迪透露,他只是一个银行卡贩卖团伙中的一员。“我兄弟在外地负责收卡,而我负责核对密码、打包发货。”这些银行卡来自何处?张迪说,“联系好人之后,我们会带着去办理手机卡和银行卡。一般一套给他们五百,后面他们之间也会相互推荐去开户。”

  最早被张迪一伙盯上的,是劳务市场上随时待命的务工人员。不过,弊端很快显露出来。“有事情了的话开卡的这个人不好找到。”此时,法律意识较为淡薄的“农村青年”进入张迪一伙的视野。“农村里的年轻人最好,毕竟家在那里,他们有了可以赚钱的门路也会去拉同村的。”

  张迪强调,出售的四件套的使用期限为三个月。“800元是保三个月的,三个月后这边会让他们去注销重新开办。”张迪说,“只要你那边别搞得司法冻结这些,我这边资源可以说是循环的。只要有一定的人去开卡,我这边就有钱赚。”

  通过张迪,记者购得了一套银行卡四件套。在张迪表示银行卡四件套已发出的五天后,记者收到对方通过顺丰速运邮递的银行卡四件套,付款方式为到付。快递信封内包含一名尤姓男子的工商银行卡、配套U盾、绑定手机号和该男子身份证。卡片和设备没有丝毫人为使用的磨损痕迹,手机卡未从卡托中抠出。这是一套崭新的证件。

  信封之中,还有一张对方留下的纸条,上面记录有“四件套”户主姓名、银行卡密码、网银用户名、网银密码、U盾密码、手机号码等信息。为测试,记者根据四件套信息,成功登录了这位尤姓男子的网银。

  1月6日下午,记者将快递收货地址等相关信息提交给顺丰速运。就此问题,顺丰速运有关工作人员回复新京报记者称:将会进行客观、认真的调查。如发现个别人有违章违纪行为,公司将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制止。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注意到,银行卡黑产团伙的触手也在伸向高校。

  披着“用于网购刷单”、“日赚六百当天结算”的宣传话语,他们正在大学校园里寻觅猎物,有的还抛出了“只面向大学生”的说法。

  “开个卡就能赚500元,何乐而不为?”北京某高校的程磊(化名)曾想过做这门生意,不过因课程紧张作罢。对于程磊这样的年轻人,五百元钱具有一定的诱惑力。

  “缺钱,想不受苦受累轻松拿个零花钱的请注意,银行卡兼职上午开卡,晚上7点结账,日赚600以上。有想去的,联系本人。”在拥有400多位群成员的河北某高校学员总群中,一位名为“翩翩公子”的用户发布的信息这样显示。不过,记者尝试添加其QQ号未获通过。

  有银行卡贩子称与快递员有“合作关系”

  被引诱去开银行卡的这些人或许并不清楚,他们交到卡贩子手上的银行卡,在黑市另一端的价格动辄上千。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在四川省巴州区公安分局破获的一起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中,犯罪嫌疑人承认,以自己和他人名义申请办理银行卡、购买手机号并绑定某信、某宝,开通银行U盾,以每套4500-6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全国12个省市100余人甚至境外用于非法交易,共从中获利500余万元。

  另据公安部去年7月披露的特大贩卖银行卡和企业对公账户案中,银行卡“四件套”包括身份证件、银行卡、手机卡、U盾,一般每套500至1000元,经层层转卖加价,最高可以卖到每套3000元。企业对公账户相关材料包括对公银行卡、U盾、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公司营业执照、对公账户银行申请表、公司公章、法人印章、公司章程等,每套8000至15000元。

  “企业对公账户所需的这八件材料,又被称为‘银行卡八件套’。”上述熟悉黑产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

  暴利背后,相比其他可以在线交易的黑产,银行卡贩卖产业有一个重要环节颇令张迪头疼——如何将这些银行卡安全邮寄到客户手中。“有时候查到就会被扣住,风声紧的话还不敢发货。”张迪说。至于如何知道风声紧,张迪坦言:“都是通过快递。”

  快递“内鬼”并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据媒体此前报道,在深圳一起银行卡贩卖案件中,犯罪团伙通过微信、QQ等互联网聊天工具,借助物流快递渠道长期从事非法银行卡“四件套”的贩卖交易,购卡人是分布在全国13个电信网络诈骗重点地区及东南亚、欧洲等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

  犯罪链条涉及“卡贩”“卡总”、快递“内鬼”、制假证、诈骗等多个环节,已成为一条完整的非法买卖银行卡、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条。在各个环环相扣的黑产链条之中,“快递内鬼”团伙负责寄递银行卡“四件套”。报道称,该团伙利用快递行业内部监管漏洞,将“卡总”交寄的“四件套”寄往全国各地,并代收货款。

  与之类似,张迪透露,他和快递公司业务员同样存在“合作关系”。“寄一套一般会给快递员30元,有什么风声他(快递员)也会告诉我。”张迪说。

  至于交易账款的交接,张迪十分谨慎,“有一个小号专门转账,我们都很小心,怕被查。”除此之外,他不愿过多透露其他信息。

  据张迪介绍,因不少赌博网站运营方均在境外,他特意为此开辟了出境的渠道。记者卧底上文提及的博彩行业交流群发现,称可以提供出境邮递服务的信息同样并不少见。

  “广州到菲律宾、柬埔寨、泰国海运、陆运、空运,双清关派送到门(时效稳定,诚信经营)。”去年10月30日凌晨三点,一名昵称为“柬埔寨东南亚物流专线”的用户发布到群里的广告这样描述其主要业务,并在广告下方附有联系电话。其表示,香烟、四件套等敏感货物均可承运。

  当天下午,记者拨打了对方留下的手机号码,电话另一端是一位操南方口音的男士。“现在广州渠道查得严,四件套做不了。”不过,其表示可以走广西的渠道将货物送出境。“每公斤35元,160件四件套大概就200多块钱。都是空运。”

  “四件套一直在走(发货),安全性你可以放心。”至于如何规避监管,以及将银行卡四件套运送出境的具体方法,对方以这是其“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透露。

  “银行卡四件套因具有真实性,并非非法伪造的证件,所以不在禁止邮寄名录之列。目前从法律规定层面来看,是可以邮寄的。”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晓薇说,“但因为贩卖银行卡四件套的行为已经发展为一条产业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邮寄”。邮寄因为成本低,效率高,成为银行卡四件套贩卖黑产的推动器。”

  陈晓薇认为,只有从邮寄环节进行规范限制,才能从根本上打击银行卡四件套的贩卖黑产业务。“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出台《禁止邮寄物品指导目录》的补充修订,将证件、银行卡等涉及个人隐私的物品列入。同时也应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法律法规中进行补充,即上述证件、银行卡等的邮寄,需经本人签字确认。再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邮政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并执行邮件收寄验视制度。对信件以外的邮件,邮政企业收寄时应当当场验视内件。用户拒绝验视的,邮政企业不予收寄。各邮政企业应该对邮寄物品进行验视,发现有身份证、银行卡、U盾等,必须本人签名确认后,才可收寄。否则,不予邮寄。邮政企业需要承担法律规定的验视义务。”

  被用于电信诈骗、洗钱,银行应严查异常开户

  在近几年查获的电信诈骗案中,拥有大量的银行卡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必备品”。

  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历时5个半月,四川大英县公安局专案组将犯罪嫌疑人杨某华等11名团伙骨干抓获归案。警方查明,该犯罪团伙通过办理、贩卖银行卡套件,为网络赌博、诈骗、洗钱等犯罪活动提供帮助。在查实的879套银行卡中,有400余套涉及全国各地电信诈骗案1000余件,涉及金额1.65亿元。

  除了电信诈骗,银行卡买卖的背后还指向洗钱、行贿、受贿、非法所得的财产转移等不法行为。为防止洗钱等犯罪活动,监管层在近年先后颁布了多项政策。

  2016年3月,银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严格限制开卡数量,同一商业银行为同一客户开立借记卡原则上不得超过4张;同年12月,银行个人账户分类管理启动,每个人在一个银行只能开立一个Ⅰ类户,已有Ⅰ类户的,再开户时,只能是Ⅱ、Ⅲ类账户。根据规定,Ⅱ类账户消费和缴费、向非绑定账户转出资金、取出现金日累计限额合计为1万元,年累计限额合计为20万元。Ⅲ类账户限额上调后也仅为2000元。

  “银行给用户开卡时都会提醒本人使用,密码不要透露给别人,不过还是有人不在意。而且在这种倒卖关系中,一般是买方给开卡人一些好处费,开卡人会觉得自己没有资金在卡里,开卡还有钱赚,所以没风险。”一位股份行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用户来开卡,银行是不能拒绝的,多数时候在开卡环节也很难判断账户使用用途。

  另一位股份行人士也表示,开卡都凭用户个人意愿,银行拦不住,也不知道他的用途。“之前碰到过一位用户来办卡并开U盾,称第二天就要去美国,但是行色匆忙,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碰到这种情况,支行可以先预留信息上报分行,7天后再予办理。”

  央行此前明确,银行要严格审查异常开户情形,必要时应当拒绝开户。可以拒绝开户的情形包括:不配合客户身份识别、有组织同时或分批开户、开户理由不合理、开立业务与客户身份不相符、有明显理由怀疑客户开立账户存在开卡倒卖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等。

  对账户资金异常变动,银行有其监测手段。受访人士称,该行设有反洗钱部门,如果一个账户出现异常大额或高频进出款,在上报央行的同时,银行也会采取“强制备注”手段,被强制备注的账户需要本人到银行去“解绑”。

  “之前我国一人数折现象很普遍,导致一些闲置账户被不法分子挪用。个人账户分类管理启动后,银行排查起来相对容易很多。如果账户被强制备注也没有解除,那意味着之后都只能在这家银行开Ⅱ、Ⅲ类账户,可用功能和额度会减少很多。”一位银行人士称。

  一位接近银行人士直言,银行卡贩卖产业链条折射出目前存在发卡银行对持卡人身份识别和尽职调查工作不充分,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不够合理,大额和可疑交易甄别不到位等多个问题。“银行应加强对客户的甄别能力和对银行卡的管理水平。”

  一位警方内部人士则向新京报记者分析,银行卡的非法买卖活动多在网络上进行,是银行卡贩卖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贴吧、论坛、微博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都存在这种信息,他们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也不可能和顾客当面交易,这对案件侦破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曾杰表示,从法律风险来看,提供自己的银行卡给他人使用,如果主观上明知他人用于非法买卖外汇、诈骗等行为就有可能构成共犯。如果主观上不明知他人使用银行卡的用途,那造成的后果可能就是个人的征信会受到影响,给生活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引发一些诉讼风险。

  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亚认为,银行卡被倒卖用来从事诈骗、洗钱、逃税、网络赌博、虚假刷信誉等非法活动,给银行卡所有人带来法律风险。倒卖银行卡的行为,违反了《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关于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的相关规定,违反该规定的发卡银行应当责令其改正并加以处罚。为倒卖者提供原始材料的用户,也可能构成犯罪分子的帮助犯。因此,对于涉及个人信息的银行卡等,应妥善保管,绝不轻易外借他人,更不能因蝇头小利而出售。一旦卡片丢失,应及时挂失补办,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新京报记者 李大伟 程维妙 罗亦丹 (程子姣亦有贡献)

【编辑:陈海峰】

首例“冻卵案”原告:咨询冻卵时体会到焦虑、不自信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实习生 蓝泽齐

  站在法庭之外接受大量的媒体拍摄,徐枣枣(化名)显得特别淡定。

  2019年12月23日上午,她作为原告提起的“国内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

  2018年底,时年30岁的徐枣枣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咨询冻卵事宜。经检查,医生确认她的身体状况符合冻卵要求,但由于原卫生部于2003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医院拒绝为她提供冻卵服务。之后,徐枣枣以侵犯生育权为由,将医院告上法庭。

  前述规定禁止医疗机构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2019年11月,湖北省卫健委曾叫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生殖医学中心面向单身人士提供的冻卵业务。

  徐枣枣说,她在咨询冻卵的过程中再次体会到自己因单身而产生的焦虑、不自信。她曾经反复与这种情绪作战,最终选择用一场官司为自己正名。

  以下是徐枣枣口述:

  【一】

  我没结婚,也不特别喜欢孩子,我近几年忙于事业。但我知道,我的想法未来也许会变。25岁的我想不到今后事业上能有发展,但也想不到后来的我对自己的身材和外貌都会感到焦虑。以此类推,也许再过五年,我想要的东西就又会不一样,到时候我的卵子质量恐怕不及现在的好。这是我一开始想去冻卵时的想法。

  就医的过程本身让我有些不舒服。我第一次去医院咨询,生殖科的医生是一个有点年纪的女性。除了我,其他在候诊区等待的都是不孕不育的夫妇,我觉得有些格格不入。轮到我了,医生问清楚我是单独来咨询冻卵的,就劝我找男朋友,结婚,生孩子,用的是一种耐心劝告的口吻。她一共只说了大约五六分钟的话。

  我并不是不喜欢这位医生。她看起来特别温柔,情商又高,说话有门诊医生特有的简洁。但她拿一种“真是胡闹”的眼光看着我。我后来去了第二次,是去看卵巢检查的结果。她告诉我,卵巢健康水平很好,很适合生育。但是现在国家不允许单身女性冻卵。然后她接着劝我早些结婚生子。

  她一直劝,我有一种“被看低”的感觉。我就问,咱们医院的冻卵条件怎么样?这个政策以后能不能开放,我还得等多久?

  医生看到我这个态度,就不再提结婚的事。她说,这个技术相对比较完善,但公立医院没有给单身女性开放人工生殖辅助技术的先例,私立医院我要自己去问问;现在二胎已经开放了,以后人工生殖辅助技术对单身人群开放也有可能。我说,其实社会上有很多与我相似的单身女性,对于这块的需求很大。医生说,她了解这个情况,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我就觉得窝火。这种愤怒无法向医生表达,因为她态度是很好的,这不是她的错。我平时会看些女权相关的公众号,后来去搜集了些国内外生育政策的信息。我发现,谈到生育的问题,人口学家总是在说,出生率太低了,对于国家来说,这样很危险。我读了也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是站在社会的角度要求女性如何生活,不是在为女性考虑。

  再之后我参加了一个女性社会学家的讲座,她的研究也是针对人口政策的。我发现,她同时关注到女性的角色变化。她举的例子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记得她谈到了家务分工,谈到了与异性沟通方式的变化,都是从女性福祉的角度出发。

  我感到很振奋,又回忆起在医院的那些不愉快。我觉得,从我自己的权益角度出发,我想保存我生育能力的想法并不荒谬。大约是这个样子,我下决心争取在国内冻卵,要争取获得我的权利。

  【二】

  我有个朋友是微信号“多元家庭网络”运营团队的志愿者,那位女性社会学家的讲座就是他们组织的。“多元家庭网络”的人都知道我冻卵失败的事。也是通过公众号组织的活动,我认识了我的诉讼律师。

  2019年三四月份,我下决心要争取冻卵权益。我也考虑过要给人大代表写信,不过这时候已经开过“两会”,时机不是太好。

  律师建议我将医院作为诉讼的被告,因为从始至终,只有医院与我有过直接的接触,他们拒绝给我冻卵。律师向我解释,必须是政府部门直接拒绝我,我才能打行政诉讼,现在这种情况不行。

  一开始,律师觉得应该把案子当成医疗纠纷。收集证据没花什么功夫。当时我几次去咨询冻卵,都给挂号单都拍了照,做检查、被拒绝的过程都很清楚。原先我把冻卵看成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想要留下纪念。这些照片都是证据。

  因为我咨询的北京妇产医院分院在东城区,我们先是去东城区法院立案的。第一次去立案庭的时候,我抱有比较大的希望。我到了立案的窗口,先遇到的立案法官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了解完我的诉求,关闭了固定在桌上的话筒,就离开找人商量。她回来后对我们说,有一个类似的案子正在高院讨论,你们这个案子也许能立案的,先回去等一等。

  回家等了一个多月,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就决定再跑一次东城区法院。这次的法官是一名年纪比较大的男性。他把我请到一个小房间里,与我谈了大约十分钟的话。他先说,医疗纠纷的案由不成立,你只是挂了号,不算与医院有合同关系。

  他接着说,上一回提到的高院案子是一个女性丈夫去世了,她想解冻早先的冻卵,与我的情况不一样,原卫生部有明文规定,没有结婚的人是不能冻卵的。

  我和律师当天下午又去了海淀区法院,因为我在北京的居住证是在海淀区办的,我们想尝试在海淀立案。但海淀区法院的立案庭很明确地说,必须在被告的所在地立案。

  这时候我已经想放弃了。几次去法院我都提前准备材料,上午8点多就赶到立案庭,然后安检,排上很久的队,最后只能说上不到10分钟的话。

  我以为这件事没希望了。后来一次我去出差,律师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张立案通知书:我们的案子在朝阳区法院立案了。我当时在外地,正和朋友在咖啡馆谈事,看到消息的时候,忍不住叹了一声:“天啦!”

朝阳区法院的民事传票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朋友看到我这么开心,也有点诧异。他说,又不是胜诉,有什么可高兴的。我就解释这个案子的前因后果,我说,这个案子立案就很困难,而且我打这个官司是希望推动政策变化,这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案子。

  律师发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注册地在朝阳区,不在我原先去咨询的东城区,于是她去朝阳区法院立案。因为前一次东城区法院的法官提出我们与医院之间不存在医疗合同,律师索性把案由改成了人格权纠纷,人格权包含生育权及选择生育方式的权利,这是《民法》的精神。

  后来开庭,被告律师主要的意思是,医院只是执行规定,还提到武汉曾有过一家医院为单身人士提供冻卵服务,受到处罚。我们的意见是,无论有没有规定,我的人格权是不可侵犯的。另外,我们也提交了卫健委官员接受采访的新闻报道作为证据,里面提到卫健委将“加强调查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女性生育权益”。

  【三】

  我长期处于身为女性的不自信里。我读研究生时对这件事有了自觉,后来到北京工作,“不自信”才有所好转。

  我去北京妇产科医院就诊的时候,处在很多的不孕不育夫妇中间,我听见护士熟门熟路地与他们说话。虽然我很确信自己现在不愿意结婚生子,但处在这种环境里,还觉得有些惶恐。到了诊室,我说我单身,我要冻卵,后面排队的夫妇都有了很不耐烦的肢体语言,医生呢,劝我结婚。

  这时候我更加惶恐。我虽然不认同医生的说法,但没有能力开口反驳,我当着这么多已婚夫妇的面,说不出我现在不想结婚生子,这样的话说出来好像很可笑。这样才有被正式拒绝以后,我特别窝火、特别想要反击的情绪反应。

  我是在东北某个省会城市长大的。作为独生女,我从小无论是教育上,还是生活上得到的资源,都比前几代的女性多得多。但回忆起来,我仍然觉得家庭和社会都在把我往一个比较乖巧、善解人意的女性形象去培养。社会一直教我要以他人的感受为中心,久而久之就丧失了对自己的关注。

  上学的时候,老师对男生的期待比较低,如果男孩子表现得乖一点,就可以得到重点的表扬。如果有男孩子参与选班长,比较容易获得正班长的位置,我这样成绩好的女孩子呢,就只能当副班长。老师常说男生一开始学习成绩不行,后面的就会慢慢地赶上来。

  我读初高中的时候,同桌的男同学说了一句笑话,我跟着笑了,老师就会直接批评我:“你一个女孩,你得要点脸。”其实老师都知道我是一个很乖的女生,但他们对男生更宽容,对女生就要求更多。有时候我在教室里比较活泼,老师也会提醒我,女生不应该疯疯癫癫的。

  那时候还比较流行男生女生“一帮一”。有的男同学不爱干净、不打扫自己的座位,老师就会挑一个乖巧的女生去“看住他”。用老师的话来说这叫“以静制动”。但今天回忆起来,女生为什么不能把时间放在自己身上?这样“看住”同桌久了,这变成我的义务。而且我变得特别在意他人对我的看法。

徐枣枣前几年的照片,她留着长发,穿裙子。

  25岁的时候,我在读研究生,开始阅读一些女性研究的书。那时候,我的导师很喜欢给女学生介绍对象。好几次同个导师的学生聚餐,老师都提到要介绍我们与其他院系的男生认识,搞联谊活动。我只能打打哈哈,但其实我很不乐意。

  我感觉老师这是一种关心,但又是在对我说教,希望我服从他。人情上的压力让我感到很难受。可我做不到开口推辞。

  那时候研究生大多是女生,但毕业后搞科研的还是男性居多。身边的人总觉得25岁的女同学应该赶紧找个对象、找个稳定的工作。这当然是不公平的性别文化,但有时别人单指着我劝我,我感到不知所措。作为女孩子,我已经被培养得很不自信。我逐渐地意识到这是整个社会机制的问题。

  我记得,我的案子开庭,法庭上谈到原卫生部的规定侵犯到我的人格权,我的律师好像说了句“法律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的脑子嗡了一下:为什么“小姑娘”一定是“任人打扮”的,是不是“小姑娘”一定很柔弱,听人指挥?

  在我读研以前,我工作过不到一年时间。刚毕业的我留长发、穿长裙,单位前辈就喊我“小姑娘”,然后吩咐我泡咖啡、收拾桌上的瓜子果壳,他们认为这是女生该做的事。

  我觉得像我一样长大的女生一定要时时提醒自己,尊重自己的看法,才能减少这种张口结舌的时候。

  【四】

  我现在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职位晋升以后,我有团队配合我,实现我的想法。我觉得我比起25岁时更有自信、更有希望。我也比原先的自己更有野心一些。

  有一回,我有个朋友被问想不想生孩子,她说想;然后,问什么时候想呢,她说一年大概会想12次左右。

  我承认我也是这种情况,有时我生活状态动荡,或者在特殊的生理期,我会有一些很感性的时刻,但我觉得要区分这个东西是你真实想要的,还是你只是想借此逃离孤独和不稳定性。

  我认真考虑过怎么教育孩子。我一定不能像我的父母那样管教我的小孩。未来我如果生育了,我会尊重孩子的想法,尊重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各种好奇,而且给他充分的信息。

  但我还不知道我未来是否会生一个小孩。我还没有充分地满足自己对世界的好奇,我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如果我现在生育,我的人生道路可能跟我的一些朋友一样了——在一个小城市里,先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找一个人结婚,生完一胎生二胎,短期内回去工作的可能性变得很小。我的那些朋友们,有的开始做微商了,有的变成了代购。

  我有个朋友就开始做微商。我以前喜欢救助流浪猫,她领养了其中的一只,就这样我们有彼此的微信。有一天,我发现朋友圈里的这个女生开始晒娃,又有一天,我发现她开始卖一种手工皂,每天晒不同的人用这种肥皂洗脸的照片,她还不断地在朋友圈里现身说法,用自己家的故事夸奖这个品牌,还把朋友们都拉进一个什么群,去听什么课,我觉得恐怖。

  我非常理解她,她大部分的时间要在家里照顾孩子,但还要去挣一点奶粉钱。这不仅是因为养娃很费钱,也是因为她不能让家里只有老公一个人挣钱。她需要一点经济上的安全感。

  我完全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女性很难完全解决这种两难,也许我自己有一天也或多或少会有一点那种倾向。但至少现在我不愿意。

2018年以后,徐枣枣剪了干脆利落的短发,觉得这更符合自己的个性。

  我还想再看看情况。如果以后为女性提供的生育政策让我感到放心,让我觉得自己的职业发展不会因为生育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孩子也不会严重地影响我实现自我价值,那我生育的可能性肯定提高。

  政策以外,我也要看能不能遇到一个得力的、可以一起共同育儿的队友。我特别希望男性能在育儿方面有一些学习和成长。很多男性觉得,自己天生没有能力照顾小孩或者做饭,这样想是不对的,就像我从前认为只有我妈那样的人有能力清理房间一样荒谬。我独立生活以后,就学会了打理自己,只有先实践才能学会很多生活上的技能。

  我现在没有刻意地寻找这样的伴侣,我只是看着朋友们有的遇到很不靠谱的“猪队友”,有感而发。

  我最近忙着工作,也会考虑要不要换一个工作。有很多工作上的事要我去忙呢。

【编辑:陈海峰】